11-25-2007, 10: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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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留學生意識到此時的三角地具有歷史意義，便拿出相機，想把整個佈告欄拍攝下來。“誰知連鏡頭還沒有瞄準，就有兩個穿著制服的保衛，走上前來阻止我。一個較為肥胖高大的，以盤問嫌疑犯的語氣，向我索要證件，還連珠炮似地向我發射摸清底細的問題：‘哪兒來的？’、‘住哪兒的？’、‘來這兒幹什麼的？’、‘哪個係的？’問得我結結巴巴，不能言語。另一個保安手裏拿出紙筆來，要開始動筆記錄了。我嚇得魂飛魄散，腦子空白。難道他們要把我監禁，送去勞改營？可是他們的語氣又像在暗示，只要證明我是外國人，不是什麼‘危險人物’，就不會找我的麻煩。可是我的學生證剛好沒有帶在身上。”
“我對那位保安說：‘我把相機放在您這兒，我回宿舍拿學生證……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那個肥胖的保安答應了。”
“騎著自行車飛奔回宿捨得路上，我的心蹦跳得快要彈出來了。黑名單？勞改？終身監禁？我又猛然發覺，我剛才在三角地所做的，只不過是拿出相機來拍照啊，為什麼自己會嚇成這樣呢？我的顧慮也許是杞人憂天。”
取來學生證，保安又是一番教導。“保安仔細看了半天，把證件和相機歸還給我，說：‘沒事了。不過你不知道，這裡不讓拍照……’‘原來這裡不讓拍照啊，這我不知道。’‘對，就是不讓照!我跟你說，在這裡照相可是有規定的。’‘是嗎？我剛剛到北大，還不知道。我以為挺有紀念意義的，所以……’‘是有紀念意義。但我們得到命令，就是不讓照。’”
這位留學生騎著自行車離開了，可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三角地，簡直成了一個保密地點。在哈佛大學裏，絕對沒有這樣戒備森嚴的地方。大學就是大學，大學不是秘密機構。大學是讀書的地方，這是最簡單不過的道理。然而，在北大裏面，連這個概念都很模糊。最熱愛自由的人們，卻生活在一個最沒有自由的地方。這位留學生在北大裏面切身感受到了卡夫卡小說裏所描繪的荒謬的世界。這所太靠近政治的大學，最終被政治所扭曲變形。北大沒有能夠為中國增添足夠的新的思想和文明，反而被外界圈起來，如同籠中之鳥。
哈佛的崛起是在1869－1905年埃利奧特任校長的時代。埃氏賦予了哈佛以靈魂。他任命斯托夫•哥倫布•蘭德爾任小小的、死氣沉沉的哈佛法學院的院長。蘭德爾改變了美國的法學研究，在他的領導下，教授們不再致力於闡釋法學理論，而開始研究案例，現代大學生和律師就是通過研究案例來“發現”法律的。
埃氏創辦了哈佛工商管理學院和醫學院。而哈佛的文理研究院仿傚德國的學術研究標準，成為第一流的人文學者安身立命的家園。最有名望的哲學家如：皮爾斯、威廉•詹姆斯、喬賽亞•羅伊斯、喬治•赫伯特•帕爾默、喬治•桑塔亞那等在這裡風流雲集。長期以來，哈佛培養了一大批詩人、作家和評論家，其中有愛默生、梭羅、亨利•亞當斯、華萊士•史蒂文森、埃德溫•阿靈頓•魯賓遜、格特魯德•斯坦、羅伯特•弗羅斯特、尤金•奧尼爾……等傑出人物。哈佛為什麼能夠產生群星燦爛的傑出人物呢？這與哈佛所崇尚的“通才教育”有關。
埃利奧特校長採取了一個劃時代的措施：廢除為大學本科生規定課程的老章法，採取了選課制。哈佛250週年校慶時，校方開始允許學生不上課，有人聽說以後立即揚帆出海去百慕大群島旅行。被廢除的還有早先強制參加的禮拜儀式以及必修拉丁文和希臘語的規定。埃氏把哈佛和美國高等教育中的許多制度推上了自由發展的時代，這種變化仍然在繼續。
與之相配套，為了造就一批更有能力、更具文化修養的畢業生，以應付日益複雜、日趨專門化、令人困惑而又難以對付的現代世界，20世紀的哈佛制定過一個又一個培養大學本科生的計劃。用哈佛校長們的話來說，制定這些計劃的目的就是要把學生培養成“通才”。“通才”這個概念是教育家洛厄爾提出來的。科南特進一步指出，要為學生提供“全面教育”；帕西和博克則分別強調“文科教育”和“核心課程”。
“核心課程”主要有文學、藝術、歷史和科學四個領域。哈佛的目標是培養完整意義的“人”——現代社會裏，一個優秀的人才應該具有的知識和素養，大學都應當給予它的學生。哈佛還強調學科的廣譜性，它擁有2個本科學院和11個研究生院。正如哈佛校長博克所說：“大學的學術結構模式是在一種特定的民族歷史和文化氛圍中形成的，是大學理想的現實表達，是在這種特定的源流環境中，人們對大學目標、功能、使命賴以實現的一種深思熟慮的理解、實踐的結果。”
而北大在“全面教育”方面基本上是空白。北大沒有“核心課程”，而且越來越輕視“文科教育”。北大理科的學生中，許多人對人文方面的知識毫無了解。據一份抽樣調查表明，有九成以上的理科學生沒有讀過四書五經中的任何一本、沒有讀過《史記》等任何一本中國歷史書，沒有讀過莎士比亞的一部劇本，說不出拉斐爾的一幅代表作的名字來……這樣的人才，難道不是有缺陷的人才嗎？北大學科之間的交流很少，“通才教育”被看成是理想主義者的夢囈。在功利主義的泥沼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希望迅速看到教育的“成果”。教育變成了急功近利的一項投資。
有一次，一位德國教育家到北大訪問、講學，北大為他配備了一位德語專業的研究生做翻譯。他講到洪堡的教育思想時，北大的這位被老師當作優秀學生的研究生居然不知洪堡為何許人也。場面相當尷尬。這位研究生向對方解釋說：“我是學德語的，不是學教育學的。我們的教材裏沒有這方面的內容。”德國教授大吃一驚說：“研究生怎麼能夠完全依賴教材？研究生應該自己研究啊!學習一個國家的語言，怎麼能不了解它的文化呢？更何況貴校蔡元培校長的辦學思想很多都來自於洪堡。了解洪堡，不也是了解貴校自己的傳統嗎？”
哈佛是地地道道的“巨型大學”。它的校園有2306畝，學生近2萬人，專職教師3500人，每年經費達10億美元以上。哈佛的圖書館是世界大學圖書館中最大的圖書館，藏書達1100萬冊，僅圖書館的開支，每年就達2億美元以上。它有一套嚴格的教授聘任制度，而選拔校長更是如同選擇總統一樣嚴格，既照章辦事，又富於競爭性。大學校長與總統是同一個詞彙：President。
而北大的經費與哈佛相比，簡直就是滄海一粟。由於北大在意識形態上的敏感地位，使北大的校長僅僅滿足於做一個“維持會會長”。只要在任期間不出事，就算萬事大吉了。而對於學校的建設、發展、革新和提升，就沒有精力來考慮了。所以，北大在20世紀的下半個世紀，在學術方面鮮有建樹。即使在學生宿舍、食堂、浴室等看得件的基本設施的建設上，也沒有什麼讓學生感到受益的動作。
哈佛是一所真正寬容的大學。它容忍著最尖刻的批評，並且對這些批評給予鼓勵。誰批評了哈佛，誰就會被哈佛請進學校、請上講臺。管理學家史坦勒博士就是因為激烈地批評哈佛企業管理教育的弊端而被哈佛聘任為教授的。而北大的氣度則小得多。1996年第4期的《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一篇《北大，魂兮歸來》的文章，對北大的現狀提出了一些正常的批評，沒有想到卻引起北大的激烈反應。只有衰弱的病人才會諱疾忌醫。北大通過種種手段向《中國青年》雜誌施加壓力，北大由民主、自由的捍衛者蛻變為壓抑不同聲音的力量。以前是別的力量不讓北大說話，現在居然是北大不讓別人說話。寫作此文的北大青年教師受到的激烈的人身攻擊，有人甚至揚言，要將作者驅逐出北大。蔡元培先生聽到這樣的說法，會有怎樣的感想呢？當年在文言文和白話文的論戰中，林紓就曾經企圖不讓北大人說話，企圖通過軍閥的力量對北大進行鎮Ya，給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一點顏色看看。林紓的這一險惡用心被蔡元培校長一眼洞穿，蔡校長為捍衛北大表達自己言論的自由而拿起筆來奮戰，給予其以迎頭痛擊。蔡元培先生會想到他所創辦的大學會墮落到這樣的地步嗎？
在巨大的壓力之下，1996年第6期的《中國青年》雜誌被迫發表啟事：“由於編輯把關不嚴，造成文章的內容和結論有失偏頗，給北大的聲譽造成不良影響。對此，我們謹向北京大學領導、向無辜受到傷害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並向本刊的廣大讀者致歉。……我們將盡最大的努力，挽回因我們工作失誤給北大造成的不良影響。”其實，北大廣大師生的利益並沒有受到這篇文章的傷害，受傷害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大部分師生看了這篇文章，感覺是“于我心有慼慼焉”。這篇文章的作者，恰恰是為大家說話。北大由被壓制者向壓制者轉化，是何其地迅速啊!一所拒絕批評的學校，是沒有前途和希望的學校，是沒有生機和活力的學校。
1998年3月23日，哈佛大學校長陸登庭博士訪問北京大學，受到北大學生的熱烈歡迎。當他走進會議廳時，北大學生全體起立，熱烈鼓掌達十分鐘之久。北大學生向來桀傲不遜，很少這樣熱情地對待客人。北大學生之所以這樣熱情地對待陸登庭，顯然不是因為他是“陸登庭”——一個學識淵博的美國學者，而是因為他是哈佛大學的校長，是美國高等教育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們是在向一種教育、一種文化表達發自內心的敬意。
陸登庭在表達作了題為《21世紀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的演講。他回顧了哈佛的歷史，並指出大學在現代社會所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既是哈佛所面臨的，更是北大所面臨的挑戰。
首先，他提出一個核心問題：大學應該提供一種什麼樣的教育？
他認為，大學要重視對“人文”學問的傳授。高等教育作為人才培養的更高層次，應該提供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最佳的教育。這種教育不僅賦予我們較強的專業技能，而且還使我們善於觀察、勤於思考、勇於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特別是通過不同學科知識的參透，使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開始懂得鑒賞藝術，從事藝術創造的人逐漸了解科學，使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正是這樣，儘管在複雜的條件下，無論是哈佛還是美國其他大學都在竭盡全力為更好地傳承文理融合的“通識教育”而努力。在本科4年的學習中，除主修像化學、經濟學、政治學或是文學等一個專業外，還要跨越不同學科，從道德哲學、倫理到數學邏輯，從自然科學到人文，從歷史到其他文化研究廣泛涉獵。此外，學生們還應花費一定的時間，如向周圍社區公民提供諮詢服務，為報刊雜誌撰稿，參加各種文藝演出等。事實上，我們的學生直至完成4年的人文自然科學的自由教育後，才真正進入他們的專業訓練。
陸登庭批評了片面的“實用”的教育觀。他說：“美國大學更應該注重基礎科學研究。並且不是懷著實用的心態，而是在對自然、人性深刻了解的基礎上進行的深入探索。”他指出，如果很久以前，哈佛的先輩狹隘地理解知識的組成，哈佛就不會有今天舉世矚目的成就。學術的成果來自日積月累，來自研究機構的設置，來自大型圖書館的修建，來自於學術資源的投入以及有志學者幾十年如一日的奮鬥。沒有前輩們大膽的創想、嘗試、甚至是“閒逸的好奇”，就沒有今天哈佛雄厚的實力。
他進一步論述了20世紀“無用”的知識的用處。20世紀最實用的知識都是在對自然界基礎知識的探索中獲取的，而不是所謂“有用發明”追求的結果。正如遺傳領域的發展可以追溯到半個世紀前脫氧核糖核酸的發現一樣，當時，沒有誰能預料這個發現會帶來怎樣的變革。同樣，追溯鐳射、衛星、光纖、磁共振影像等高科技的發現過程，最初也完全出於對基礎研究方面的探索而沒有任何實用的目的。倘若在最基礎的研究方面沒有一點好奇、一種興趣、一份投入，也不會有社會和人文學科的重大發現。因此，為迎接21世紀的到來，大學應該把加強基礎迎接放在首位。
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北大校方的想法正與美國以及世界大學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馳。1993年，北大推倒南墻以後，南墻變成了喧鬧的商業區。校方嘗到了甜頭，於是致力於開發北大的商業價值，將辦高校當作辦公司來看待。賺不到錢的基礎學科，被拋棄在一邊，因此，像文、史、哲、數、理、化等學科，日漸萎縮。北大在沒有充分準備的前提下，匆匆地開辦了廣告等時髦的專業，這些專業，看起來“賞心悅目”，然而辦學品質卻讓人難以恭維。到了20世紀末，還搞不清楚“大學”的基本內涵，令人莫名驚詫。
陸登庭先生談到的第二點是：大學如何適應擁有眾多的學習領域、充滿著眾多的社會問題。
隨著學習領域和社會問題的日益國際化，每一項新的發現都將得益於各個國家的專家和學者共同努力與合作。怎樣控制全球經濟的發展以減小對社會的潛在威脅？怎樣阻止傳染病的蔓延？面對近來來國際局勢的重大變化，怎樣維持未來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他認為，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超越傳統學術的禁錮，跨越區域的界限，積聚各方面的實力。幸運的是，資訊技術的發展為生活在不同地方、相距遙遠的同行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又沒有真正取代面對面的交流。總之，一向信守學術自由的大學應該成為開放性對話、自由自在的研究創造一片“中立的空間”。
陸登庭最後論述了如何保證大學聯合體的開放性。
大學應該為不同層次、不同文化背景的專家和學者提供學習和研究的機會。大學需要思考如何接受不同的觀念和態度，如何適應不同的習慣，如何在與不同的價值觀念的人頻繁的交往相處中，保持自身的文化和人文價值。他指出，應當讓大學聯合起來，自由地交流觀點；竭盡全力地去協調衝突，去理解和接受分歧，去鼓勵學生和教師之間有益地合作；讓圖書館、博物館極其他學術資源得到更廣泛地共用；讓彼此在一種互敬的基礎上，奮力去追求開放的思維、自由的探索、真誠的交流。
這是哈佛的理想，也是北大的理想。
對於哈佛和北大來說，同樣任重道遠。
北大不是“中國的哈佛”，哈佛更不是“美國的北大”。我們絕不能因為別人的恭維而沾沾自喜。北大只是北大自己。
偉大的詩人屈原說過：“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今天的北大人，行走在一條更加漫長、更加坎坷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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