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時間:2008-06-28 06:53:00 【來源:新華網】
核心提示：比爾·蓋茨連“人”帶“錢”全部投入慈善事業，可知道這位頭號慈善家曾經可是一毛不拔的鐵公雞……
比爾·蓋茨，53歲，這位全球巨富打算從6月27日下午起卸任微軟執行董事長，自己連“人”帶“錢”全部投入慈善事業。他將把80%的時間用於慈善事業，並將總計市值為580億美元的個人資產悉數移交至“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賬戶名下。
中國富豪應該向蓋茨學習嗎？這已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我們在這裡並不想贅述。我們只想通過這組報道讓讀者了解，為何美國除了能誕生世界首富比爾·蓋茨，還能蘊育出世界頭號慈善家比爾·蓋茨
從“鐵公雞”到頭號慈善家
1993年秋天，非洲剛果（金）。
梅琳達在死氣沉沉的城鎮上游走，狹窄街道兩旁的商店全都釘上了木板，猶如死城。城外露天市場上，幾個婦女把少得可憐的一點兒蔬菜放在地上賣，再也沒有別的東西。梅琳達用目光搜尋了一下走路的婦女，看看他們是否穿鞋？結果令她很失望：沒有，她們全是赤腳。
陪同梅琳達一起前往的男友比爾·蓋茨也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此時，年僅38歲的他就已經坐擁數十億美元的財富，卻沒想到這個地球上還有人連鞋都沒得穿。
財富與壓力
然而，蓋茨的憐憫之心只是受了一點點觸動，卻沒有付諸行動，他揮金如土的個性仍然沒有多少改變。這一年，熱衷收藏的蓋茨在紐約索斯比拍賣行以2000萬美元從一位收藏家手裏買來柴爾德·哈薩姆的《花房》，比原主最初出的550萬美元價格高了近四倍。一年後，他又砸下3080萬美元買進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巨匠達·芬奇那本18頁的筆記，這對於已經擁有83億美元資產的蓋茨來說，無異於九牛一毛。
是年，美國人共捐款124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7％，此時的蓋茨還是一個一毛不拔的“鐵公雞”。
1994年是蓋茨的生命中悲喜交加的一年。這一年元旦，他和梅琳達終成連理。婚禮上，蓋茨在拉奈島包下了全部轎車、直升機和250間酒店客房。同年，蓋茨深愛的母親卻不幸死於癌症。
如此巨大的變動使蓋茨的精神和感情受到巨大打擊。這位世界首富開始重新思索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方向。這一年，在父親的建議下，他拿出了9400萬美元，建立了威廉·蓋茨基金會，這就是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前身。一年後，在紀念母親逝世一週年時，蓋茨夫婦將1000萬美元捐贈給華盛頓大學，並以母親的名字建立了瑪麗·蓋茨獎學金。此後，比爾和梅琳達還捐獻了100萬美元給西雅圖的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
然而，美國民眾只注意到他的財產在1995年已經漲到129億美元，他的慈善義舉鮮有人提及。真正的轉折出現在1997年。這年9月，美國拖欠聯合國會費高達十幾億美元，囊中羞澀的聯合國一度瀕臨財政破產的邊緣。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的開山鼻祖特德·特納出人意料地宣佈，向聯合國捐款10億美元，用以應付財政危機以及其他發展性援助項目。
美國媒體紛紛在顯要位置報道這一義舉，並將特納描述成美國新一代慈善大亨的領軍人物。這個評價一點都不過分，10億美元捐款幾乎要佔特納個人資產的三分之一。中國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工作部主任張雯當時人在美國，她記得特納對媒體說：“我捐了這麼多錢給聯合國，世界首富你的錢在那幹嗎？”
有的報刊甚至歷數美國各大富豪的家財和捐款數額，並筆鋒一轉，指責蓋茨身為世界首富怎麼可以一毛不拔。在媒體的渲染下，要求蓋茨捐贈金錢、回饋社會的呼聲日益高漲，並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壓力。
煎熬與觸動
對於美國連篇累牘的抨擊，最先感到不安的不是蓋茨，反而是他的父親。比爾的父親老蓋茨在當地算得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律師，他的母親瑪麗在西雅圖地區也曾是一個有頭有臉的社會活動家，對慈善事業一向相當投入。
但在蓋茨看來，每個人有每個人回饋社會的方式，微軟公司解決了數萬人的就業，推動了高科技產業的繁榮，帶動了美國經濟的活躍，這難道不是對社會的貢獻？但社會對他的需求不只於此，每天都有無數的求助信、請求信雪片般飛來。
可是直到一年後，一篇媒體的報道才讓蓋茨“痛下”慈善的決心。1998年，正在蓋茨面臨微軟官司，並陷入心靈煎熬時，《紐約時報》星期日版上的一篇文章，使他們夫婦受到深深觸動。這篇文章運用數字和圖表，勾勒出世界上的不同國家在收入、健康保健和平均壽命等方面的巨大差異。文章說，在全球範圍內，90％的疾病發生在貧困國家，但這些國家的人民，卻只有10％的保健資源。
這篇文章再次喚起了蓋茨夫婦1993年非洲之行的切身體驗。梅琳達後來回憶道：“我記得，這是我和比爾第一次談論，這些疾病對於孩子們是多麼悲慘。我們問自己，我們能做些什麼？”
夫婦倆先是把文章寄給老蓋茨，之後又去找他細細商量。比爾激動地對父親說：“我們或許可以做些事來改變這種狀況。”他們請求老蓋茨幫助自己學習和掌握衛生保健方面的知識。從此，威廉·蓋茨基金會的重點，開始轉向衛生保健領域。一毛不拔的“吝嗇鬼”開始大筆捐贈“揮金如土”了。
變化與滿足
當初老蓋茨一再催促蓋茨履行一個公民回饋社會的“義務”，還為之焦慮不已。蓋茨後來的所作所為，遠遠超出了他和所有人的想像。其實，人們還忽略了一個細節，在1997年，蓋茨和梅琳達就成立了一個新的基金會：蓋茨圖書館基金會，致力於通過公共圖書館使更多人有機會使用科技資源。1999年，蓋茨圖書館基金會更名為蓋茨學習基金會，隨著名字的改變，基金會的工作重心也發生變化，由資助公共圖書館轉變為資助家庭困難和少數族裔的學生，讓他們有上學的機會。
蓋茨的慈善義舉就如同他的財富一樣節節攀升。是年8月，老蓋茨向外界披露了一個驚天消息。他在接受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採訪時宣佈，蓋茨計劃捐出他按照當時的計算所擁有的1000多億美元的財產，只留給他的孩子每人1000萬美元，捐款主要用來幫助那些遭受艾滋病和瘧疾困擾的病人。
第二年，威廉·蓋茨基金會和蓋茨學習基金會合併成為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工作重點也合併在一起，致力於擴大以下四個方面的權益：全球衛生保健、教育、圖書館公用計算設備以及給予美國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區弱勢兒童和家庭的支援。
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剛開始是在老蓋茨的住所地下室辦公，後來搬進位於西雅圖的一座兩層小樓，共有工作人員216人，包括兒童健康顧問、公眾健康管理專家、律師、財務人員等。據說蓋茨平均每週都會抽出10小時忙基金會的事情。
為了用好基金，蓋茨甚至快成為半個醫療問題專家了。他在巴西度假期間，還饒有興趣地通讀了分子生物學家詹姆士·沃森的《基因分子生物學》一書。蓋茨透露：“生物學使我們人類戰勝了一個又一個病魔。我目前就在閱讀一些關於肺結核和艾滋病的書籍。我很喜歡普通生物學，如人的免疫系統什麼的，我覺得就很有意思。當然這也跟我們的基金會的工作目標有很大的關係。”
援助效果非常顯著。蓋茨基金會捐助項目實施以來，已使非洲一些國家的兒童疫苗接種率大幅度提高，每個兒童的平均接種費用從不足1美元增加到10美元，成功地挽救了100多萬人的生命。蓋茨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在我看來，兩種感受是類似的——‘人們買了多少軟體’和‘挽救了多少生命’，都是很漂亮的數字。”
在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葉雷眼中，蓋茨夫婦是一對非常敬業的慈善家。“他們每到一個地方，純粹是來學習訪問的態度，來了解到底什麼回事，問題在什麼地方，關鍵的事情是什麼；如果蓋茨基金會要參與的話，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事。是一個謙虛學習的態度。”葉雷說，蓋茨曾公開跟員工說，他最近幾年來感到個人最大的滿足，在於投入到提高世界公平性的事業中，他覺得這樣很有意義。（本文部分內容源自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比爾·蓋茨新傳奇》一書）
這已經是托麗第六次要求她的鄰居捐錢了。
“你能捐十塊錢嗎？這些錢都是用來幫助中國孤兒的。”這位年僅10歲的美國小女孩在門外對她的鄰居央求說。從5歲開始，托麗每年都要參加一個為中國孤兒募捐的“希望行動”，每次，她都要給所有的親戚朋友、左鄰右舍或打電話或主動上門，說服他們捐款，而到每年的耶誕節，她也告訴親朋好友，她不要禮物，只要錢，然後捐出去。
中國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工作部主任張雯跟托麗的母親是好朋友，這樣感人的故事，張雯在美國生活時經常碰到。儼然，慈善在美國不僅是企業家的“愛好”，而是一場全民運動。
好施傳統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慈善研究中心的調查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有67%的美國家庭向慈善機構捐過款，高收入家庭（年收入20萬美元以上、財產在100萬美元以上）的捐款比例更是高達98%。事實上，過去40年來，美國人的年均慈善捐款佔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8%。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希望工程發起人、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徐永光說，過去幾年，美國年人均捐款達到800多美元，而中國連10元人民幣都不到。
美國人熱衷慈善很大程度上跟他們宗教信仰有關。《聖經》中路加福音裏的一段經文：“耶穌抬頭觀看，見財主把捐項投在庫裏，又見一個窮寡婦投了兩個小錢，就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所投的比眾人還多，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裏；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這跟我們中國人經常說的‘送人玫瑰，手有餘香’是一個道理。”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張雯就在美國創辦了專門幫助美國家庭領養中國孤兒的慈善組織，她對美國的慈善文化非常了解。“美國教會強調‘十一奉獻’，就是指神要求大家把年收入的10%捐給教堂。”
在學校，美國小孩從小就接受慈善教育。“比如學校會教小孩把自己的小眼鏡賣了捐給救世軍（慈善組織），他們是幫助窮人的。”張雯說，每年，美國各種各樣的籌款活動不勝枚舉，“每個人一點點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重在參與。”
張雯的朋友，美國駐華大使雷得的夫人，也是這樣踐行她的慈善理念的。“她自己作為大使夫人，說句話號召大家捐款就可以了，但她不幹，而是叫自己的孩子到中國兒童福利機構看孩子，教孩子唱歌。她自己也曾把東西捐出來做慈善義賣，把錢捐給中國的打工子弟小孩。”張雯說：“慈善是一個得到的過程，如果光給錢，你可能就沒有得到。你自己參與以後，你的心才在那。”
制度鼓勵
如果說美國普通百姓熱衷慈善是因為信仰基督教中的“互濟文化”，那麼富人捐款或許跟基督教中“罪富文化”有關。基督教認為富人天生就是“罪惡之人”，富人要想進入天堂，惟一的途徑就是將自己的全部財富都捐贈給窮人。
這樣的教義已經深深紮根在美國鋼鐵巨頭安德魯·卡耐基的人生哲學之中。1889年，這位美國私人慈善事業的偉大奠基者之一在《財富的福音》一書中寫道：“過不了多久，那些遺留下鉅額財富（而不在有生之年將之捐贈出去）的人們就會受到公眾的唾棄。人死富有，死而蒙羞。”據說，這本美國現代慈善事業的經典之作是比爾·蓋茨最鍾愛的書籍之一。
如果說這些是美國人參與慈善的內因的話，外因就是美國的退稅制度。旅居美國的《華爾街日報》記者袁莉說，在美國，捐款減稅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即便是捐了舊衣服都可以要求減稅。政界人物參加競選時，媒體常會查他們的報稅表，根據減稅數額判斷他們是否熱衷公益事業。從美國總統到地方議員都有因為稅表上減稅數額少而受到大眾輿論譏諷的事例。
透明度高
除了在退稅制度上存在差距外，跟美國相比，中國慈善組織的數量也少得可憐。徐永光介紹說，目前中國有100多家慈善組織，而美國有100萬家。美國民間捐款每年大約有2600億美元，志願服務時間折合為金額也大約相當於這個數，而且美國一半以上的捐款都來自民眾。
慈善部門多了之後，必定帶來競爭，競爭必定帶來透明。“在美國，那些公募機構是完全民間化的，它們只能依靠他自己的信用發展壯大，如果你的信用出了問題，就不會收到捐款。”徐永光說，這種競爭性使他們對捐款的使用都保持高度的透明。“很簡單，為了發展，每個機構都會盡最大可能的提高自己的公信力，捐款人問捐款用到哪，公募機構都要給予交代和解答。”
蓋茨的中國慈善故事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俊發自北京早上8點，莊浩（化名）就來到位於潘家園的北京市朝陽區疾控中心。一個月前，這位北京某同性戀非政府組織（NGO）的代表接到主管部門的通知，要在這裡接見比爾·蓋茨。
不到一個小時後，一輛別克商務艙旅行車駛抵疾控中心。在兩名保鏢的護衛下，蓋茨身穿淺灰色西服，面帶微笑走進大樓。接下來，莊浩、其他NGO的代表，以及幾名艾滋病感染者和蓋茨坐到一起進行了長達40分鐘的閉門交流。
這是2007年的4月18日，比爾·蓋茨第十次中國行的第二天。7個月後，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以下簡稱蓋茨基金會）正式宣佈，五年內捐資5000萬美元，幫助中國預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傳播。
首家海外辦事處
對於中國艾滋病感染者以及高危人群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福音。近10年來，蓋茨基金會已在非洲、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投入了數十億美元開展防艾工作，10年過後，艾滋病依然是全人類最嚴重的挑戰。在撥給中國的5000萬美元中，2000萬美元將交由中國衛生部，剩餘的3000萬將提供給中國民間NGO，其目標對像是13個中國大中型城市以及海南省的男男性行為者、暗娼和靜脈吸毒人群。
在蓋茨基金會全球所有的援助項目中，防艾是投入最多的一個。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葉雷說，這是蓋茨將選擇防艾作為中國第一個項目的原因之一。
其實，早在幾年前，蓋茨基金會在印度啟動防艾項目時，蓋茨的注意力就已經轉到中國。2004年夏天，蓋茨展開他的中國之行，葉雷獲蓋茨邀請，和中國的疾病控制專家、NGO代表、艾滋病感染者一起參加了一個圓桌會議，葉當時的身份是美國疾控與預防中心全球艾滋病項目中國辦事處主任。這次會議被認為是蓋茨基金會在華佈局的開端。
此後，蓋茨基金會開始了長達兩年的調研準備工作。一方面，蓋茨基金會每年派出一個代表團到中國高危人群中考察防艾現狀。時任北京市衛生局疾控處副處長關寶英向《國際先驅導報》回憶說：“這兩年，我帶他們去了北京市的男男同性戀場所、針對吸毒人群的美沙酮治療點等地進行考察，他們問得非常詳細，不僅僅和醫務人員聊，還問到門診服藥的人員服藥前後的情況。”
另一方面，在位於西雅圖的蓋茨基金會總部，對於用什麼樣的工作模式在中國開展項目，基金會內部也在反復爭論。“有好幾種模式。一種是把經費交給美國的國際組織，讓它們到中國經營；第二種是蓋茨基金會在印度的做法：雇一些專業的人員到當地操作。第三個模式是在中國建一個代表處，直接把經費交給當地政府和NGO操作，我們做技術和管理支援。”葉雷回憶說。
抉擇的過程有些漫長，大約過了一年多，蓋茨基金會才決定用第三種工作模式到中國開展項目，不過，新的麻煩來了。
創新的援助模式
由於中國在2006年暫停了所有國際組織在華的註冊工作，蓋茨基金會不得不推遲一年之後才重啟它的中國計劃。
2007年11月，就在蓋茨基金會承諾捐出5000萬美元給中國時，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也終於在北京建國門北大街上一家寫字樓內正式掛牌。這間僅能容納10人的狹小辦公室，其辦公條件雖然無法與總部媲美，但它卻創造了一個先例——蓋茨基金會在海外的第一個代表處。
這在葉雷看來，有兩個長處。“中國的（防艾）情況不是一個純粹缺乏經費的狀態，而是缺少技術和管理支援，另外做政府和NGO的連接工作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但如果在西雅圖辦公，這樣就會缺乏有效率的支援。”葉雷說，此外，如果不設立代表處，由於美國法律的限制，蓋茨基金會的錢要想到中國必須經由美國的國際組織，這樣間接的操作也會影響效率。
經過不到一年的運轉，蓋茨基金會北京辦事處的工作已步入正軌。“在各個省市的防艾工作正在逐步啟動，我們的項目不是一個獨立的項目，而是跟每個地方現有的防艾項目進行結合，加快它們的工作進展和干預能力。”葉雷說，蓋茨基金會在中國的目標就是要幫助中國培養出全方位的防艾人才。
正如葉雷所說，促進政府和NGO的合作是葉雷和他的同事的一個工作重點。“這樣的話可以讓防艾工作快速達到理想境界。”葉雷說。關寶英也同意這個做法，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時，這位北京市性病艾滋病協會副會長說：“北京市算在全國做得比較好的，但管理起來的艾滋病感染者才不到總數的30%。”而相比之下，紮根“基層”的NGO對這個群體更為熟悉和了解。
葉雷提供的解決方案是以計件方式給錢。“比如NGO找來一個人來檢測，就可以拿到100塊錢，負責做檢測的政府衛生部門做一份檢測也可以拿100塊。”葉雷解釋說，這樣一來，NGO找的人越多，拿到錢越多，介紹來的人越多，政府檢測部門拿到的經費也越多，這樣它們的積極性就比較高，互相之間也更願意配合。”
這樣的工作重點其實也是蓋茨本人的想法。“中國防艾項目的策略計劃交到總部後，他很快批了下來。”葉雷說，2007年的那次朝陽疾控中心之行，蓋茨就是為了這個計劃專門進行考察的。
花錢和掙錢一樣用心
那天，陪同參觀的關寶英原以為，蓋茨匆忙看一下就走了，但沒想到他見到每一個的人群代表都細緻地了解情況。平易近人、責任心強，這是蓋茨留給關寶英最深刻的印象。“他問感染者人群，抗病毒的藥物由誰提供，政府在其他方面有沒有免費的治療。”關寶英說，他顯然是有備而來，原本20分鐘的訪問延長到40分鐘。
屬於莊浩的時間只有短短兩三分鐘。“他一直在傾聽，不太多講話。”莊浩回憶說：“我和他就如何開展男男性行為（MSM）人群防艾工作進行了一些交流。我跟他說，我們計劃通過自己的努力和與各界的協作，建立MSM社區與國內防病治病的資源方的轉介通道。”讓莊浩頗感意外的是，離別時，蓋茨欣然為該組織寫下了一句鼓勵的題詞：Yourworkis very important. Bill Gates（你們的工作非常重要！比爾·蓋茨）
葉雷最欽佩蓋茨的地方在於他的專業。“蓋茨對自己投入基金會的每一分錢都非常重視，不是隨便聽別人說這個項目好就投入這個，那個不好就不投入。他不是走馬看花，而是非常深入地了解和研究。”葉雷回憶說：“我們經常聊有關艾滋病、公共衛生方面的問題，我發現他對這些問題的了解比很多專家還要深入。”
防艾只是蓋茨基金會在中國推行的第一個項目，5000萬美元也只是首期投入。在今年年底之前，包括農業技術、防治結核在內的兩三個大的項目將陸續啟動。今年秋天，蓋茨將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展開他的第十一次中國之行。跟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將不談微軟，只談慈善。
